除陈寅恪先生之外，季羡林在解放初接触最多过从甚密的老师有两位：郑振铎和冯友兰。他们俩，一个在政治上大红大紫，一个在政治上被一批再批。季羡林与他们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。在第一次赴缅甸、印度访问期间，有几个月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。
解放后，郑振铎先生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，王重民先生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。郑振铎先生很有魄力，季羡林便向他建议，若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，仅靠当时图书馆的一点点藏书是远远不够的，解决的办法是“腰缠千万贯，骑鹤下欧洲”，派人到欧美等地，专找旧书店，不管什么书，也不管当时有没有用，文理法工什么书都买，东方学著作更不例外。郑先生虽有雄才大略，但毕竟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经济实力，此事并没有最终落实。
在第一次出国访问期间，季羡林和郑振铎、冯友兰两位老师，同坐一列火车，同乘一艘轮船，同登一架飞机，朝夕相处，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。
郑振铎先生是代表团副团长，他身躯高大魁梧，说话声音宏亮。冯友兰先生是团员，他长须飘胸，道貌岸然。郑先生同冯先生年龄相若，郑先生生于1898年，冯先生生于1895年，但他们风格迥异。
郑先生当时已经渐入老境，但仍不失其赤子之心，他同谁都谈得来，也喜欢“抬杠”，开玩笑。恰好代表团中有几个人都愿意“抬杠”，于是成立了一个“抬杠协会”，简称“杠协”。会员们想选一个会长，领袖群伦，月旦朱紫，唇吻雌黄，最后都觉得郑先生喜欢“抬杠”，又不自知其为“抬杠”，已经达到圆融无碍的“抬杠”圣境，便一致推举他为“抬杠”协会会长。在他之下，团中“杠业”发达，会员们皆大欢喜。
和郑先生相比，冯先生是威严有余，活泼不足。他说话有点口吃，偶而也愿意说点笑话，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。而郑先生开玩笑，找的对象恰恰是冯先生。
郑先生管冯先生叫“大胡子”，不时地和他说些开玩笑的话。有一次，冯先生正在理发、刮脸的时候，郑先生在旁边起哄，连声对理发师高呼：“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！”理发师被呼得不知所措，一失手，真把冯先生的胡子给刮掉了一块。郑先生胜利似地大笑，旁边的人也陪着笑。然而冯先生只是微微一笑，神色不变。冯先生大度包容若此，难怪“文革”中，他白天挨斗，晚上回家还读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
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季羡林对郑振铎先生更为了解了，感到他胸怀坦荡，耿直率真，豁达大度。出国前查体，他的糖尿病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，有几个“＋”号。团里的成员都替他担忧，他自己从来不放在心上，喝酒吃点心如故。
回国以后，季羡林也经常同郑先生接触，有一段时间，郑先生在北海团城办公，担负的行政工作更为繁重了，但他对书籍的爱好却一点也没有减少。有一次，他请季羡林在家里吃饭，季羡林看到他满屋里都堆满了书，大都是些珍本小说、戏剧、明清木刻，满床盈案，累架充栋。一谈到这些书，郑先生仿佛早把繁重工作造成的劳累丢在了一边，眉飞色舞地谈起来没个完。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，郑先生竟在飞机失事中罹难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。
代表团自始至终和睦相处，气氛融洽。他们在熟悉而不亵渎、亲切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生活了半年。这是季羡林得以认识冯友兰先生最集中的一段时间。他与冯友兰先生同在北大，对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十分敬佩。为了这门学问，冯先生不知遭受过多少批判，他提倡的道德抽象继承法，甚至受到过诡辩式的严厉的批判，但他并没有被压垮，同时能在几条战线上应战。他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经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。这种精神，季羡林非常赞赏。
（摘自《季羡林传》，蔡德贵著，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。）
